唐武宗为什么会在佛教最鼎盛时灭佛

发布时间:2012-06-08 23:47 阅读:加载中...
本文导读:  在中国佛教史上,曾经发生了四次较大的灭佛事件。这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,北周武帝灭佛,唐武宗灭佛,后周世宗灭佛。这四次灭佛事件,有三次是发生在国家分裂时期的局部地区,只有唐武宗灭佛是发生在统一时期的全国范围之内。所以,唐武宗灭佛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三次,研究唐武宗灭佛的有关问题也就显..

  在中国佛教史上,曾经发生了四次较大的灭佛事件。这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,北周武帝灭佛,唐武宗灭佛,后周世宗灭佛。这四次灭佛事件,有三次是发生在国家分裂时期的局部地区,只有唐武宗灭佛是发生在统一时期的全国范围之内。所以,唐武宗灭佛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三次,研究唐武宗灭佛的有关问题也就显得更为重要。本文正是基于这种想法而写的。

  唐武宗灭佛的原因,有关论著涉及者不少,专论者不多。于辅仁先生的《唐武宗灭佛原因新探》《烟台师院学报》,1993年第3期。一文,是近年来专文论述这一问题的大作,内容充实,很有深度,但其结论还难令人信服。故而在于先生的启发下,再来谈谈这个问题。

  一 灭佛不是为了查杀宣宗

  于辅仁先生认为:唐武宗“灭佛的根本背景是唐武宗与唐宣宗之间的权力斗争。……唐武宗与佛教的矛盾,实质上主要是与宣宗的矛盾。武宗毁灭佛教的原因,根本在于宣宗从宫中逃出之后,隐身于佛门。灭佛,就是为了查杀宣宗,毁灭他的栖身之所。”

  关于宣宗与武宗的矛盾,宣宗被迫隐身于佛门的事,主要见之于韦昭度的《续皇王宝运录》和尉迟■的《中朝故事》。这些资料,虽然司马光在《通鉴考异》中已明确表示“鄙妄无稽”而“不取”,但也不能否认今人不可据此再做结论。笔者认为,即使承认这个前提,于先生的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。

  第一,于先生说:“武宗御宇初尚钦释氏,而在会昌元年六月突然改变了态度,于自己生日棒决入内斋与道士谈经的僧人,这很可能是由于武宗这时得到了宣宗逃入佛门的消息,从而才把佛教视为异己力量。”武宗是否得到了宣宗逃入佛门的消息,不得而知;但认为武宗初信佛,后信道,倒是言之有据。赞宁说:“武宗御宇,初尚钦释氏,后纳蛊或者议,望祀蓬莱山,筑高台以祈羽化。虽谏官抗疏,宰臣屡言,终不回上意。”《宋高僧传》中华书局版,第130页。不过,这种武宗初信佛教,后受人蛊惑而改信道教的观点,明显有为武宗辩护的意思。赞宁是北宋初年人,他的《宋高僧传》是在太平兴国七年(982年)奉敕编撰的。既是奉敕而作,无疑必须迎合皇帝的需要。五代十国时,赞宁是吴越僧人,宋统一全国后,他受赐紫衣,可见他颇受北宋皇帝的赏识。“所以书中往往流露出媚世之意,不叙高僧不事王侯的高尚事迹,不主张高蹈,这倒是实在有悖于慧皎当初名其书曰《高僧传》的初衷。”《佛教与中国文化》第167—168页。如是,他把武宗崇道灭佛之举归罪于蛊惑者,以减轻佛门对武宗的仇恨是可以理解的。

  事实上,武宗在会昌元年六月以前,甚至在未做皇帝的时候就是信奉道教的。《旧唐书·武宗纪》载:“帝在藩时,颇好道术修摄之事,是秋(开成五年秋),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,于三殿修金录道场,帝幸三殿,于九天坛亲受法录。”既然是未做皇帝时即已崇道,又在开成五年(840年)秋刚做皇帝时即召赵归真等81人入禁中,当然就不是会昌元年(841年)六月突然改变态度才由信佛改为信道了。

  另外,于先生对所用资料的理解也欠确切。会昌元年六月十一日,在武宗生日这天,确有道士与僧人相对议论,“二个道士赐紫”。但棒决僧人却是六月十五日的事。因为六月十一日南天竺僧三藏宝月“入内对君王,从自怀中拔出表进,请归本国”。此事因越过主管部门右街功德使而直接上奏皇帝,故“犯越官罪”而于六月十五日“宝月弟子三人各决七棒,通事僧决十棒。”看来,僧人与道士相对议论,两个道士赐紫,和尚“总不得著”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》,第391—392页。,可以视为排佛的信号,但棒决僧人是因为外国和尚违犯唐律而受惩处,二者不可同日而语。因此,于先生认为武宗“于自己生日棒决入内斋与道人谈经的僧人”是不符合事实的。

  第二,于先生认为“会昌二年、三年,武宗屡次下令对寺院僧尼加以勘问盘查,特别是严查沙弥、俗客、保外僧,后来又对寺院实行戒严式的管制,这可以看作是对在逃的宣宗之搜捕、追拿。”于先生所谈的灭佛事实,在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中都有记载。但把这些事实视为对在逃的宣宗之搜捕、追拿,显然不妥。

  宣宗生于元和五年(810年),到会昌二年(842年)他32岁。武宗应该知道宣宗的年龄。如果这时搜捕宣宗,首先应该从三十多岁的僧人中去找。其次,于先生很重视的《中朝故事》中又明确说,宣宗“寻请为僧,游行江表间”。从长安到江表,又有一个地域的范围。按照常规,依年龄、活动的地域查找逃者,是最有力的证据,其他像入佛门的时间、在佛门中的地位等,都是弹性很大,容易弄虚作假的。

  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载:会昌二年(842年)十月九日敕下:“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练、咒术、禁气、背军、身上杖痕、鸟文、杂工巧、曾犯淫养妻、不修戒行者,并敕还俗。”烧练,指合练金丹;咒术,即念咒语行术法;禁气,是修身练仙的法术;背军,指离开军队为僧的;身上杖痕鸟文,指受官刑的人;杂工巧,指各种特殊的手工技艺。这些内容,既没有地域、年龄的限制,也不符合宣宗的身份。宣宗即使隐身佛门,也不会加入这些非佛门主流的行列;他只有按照正统的僧人打扮自己,才容易隐藏下来。再者,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所载的武宗排佛敕文中都把僧尼相提并论,宣宗不可能隐身于尼中。这说明武宗的灭佛令根本没有针对宣宗的意思。

  会昌五年(845年),武宗敕下:从四月一日起,年四十岁以下僧尼还俗,从十六日起,五十岁以下僧尼还俗,从五月十一日起,五十岁以上无祠部牒者还俗。后来,外国僧尼也必须还俗回国。为了查杀宣宗,使包括外国僧人在内的全部僧尼还俗,至少所有的尼和外国僧是被冤枉了。即使宣宗隐身于僧中,僧还俗为民后,宣宗还可以隐身于民间,不能达到查杀的目的。如果真的要查杀宣宗,完全可以运用其他手段,如使认识宣宗的宦官或官员直接查找,或迫使与宣宗关系密切的人员提供线索等,都是更为有效的措施,何必一定要大海捞针呢?因此,把这看作“是对在逃的宣宗之搜捕、追拿”,很难令人信服。

  第三,于先生说:“灭佛过程中,对僧尼进行了残酷的、非理性的迫害与杀戮,仅会昌三年九月,为了追拿一个可能隐身于僧人中的小小逃犯,京兆府竟一次打杀新裹头僧三百余人。当时,僧尼几乎被剥夺了一切生存的条件,寺舍被拆毁,钱财被没收,衣物被烧毁。而一旦稍有违越,就构成犯罪,擅自出寺要被处死;不伏还俗要被决杀;自藏僧衣也要打杀……甚至无公验,新裹头僧都成了死罪。这种情况,恐怕只能用强烈的恐惧与仇恨来解释。而恐惧与仇恨的来源,恐怕正是武宗与宣宗之间势不两立的权力斗争。”武宗对僧尼进行残酷的迫害与杀戮,确是事实。但于先生所举事例,恰巧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的矛盾。

  会昌三年(843年)四月,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,刘从谏侄刘稹请求为兵马留后。武宗接受宰相李德裕建议,派成德节度使王元逵、魏博节度使何弘敬等率军征讨。九月,又对在京的昭义节度使进奏院采取了行动。

  进奏院是节度使驻京的办事机构。昭义节度使进奏院在平康坊,万年县领。当时,昭义节度使的押牙■孙在京。武宗派兵逮捕■孙,■孙走逃,只将其妻子儿女杀死。因为有人报告:“潞府留后押牙■孙剃头,今在城,僧中隐藏。”于是,武宗敕令两街功德使(元和二年后管理僧尼道士的官员)清查城中僧,“公案无名者尽勒还俗,递归本贯。”还对“近住寺僧不委来由者尽捉。京兆府捉新裹头僧,于府中打杀三百余人。”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卷4。非常清楚,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捉拿昭义节使押牙■孙,因 B06A 孙可能刚剃发为僧,所以,打击范围只限于新裹头僧,更不包括尼在内。这种有目的有范围的迫害僧人,当然和查杀宣宗无关。  于先生大作的主要内容,是论证武宗即位后宣宗隐身佛门,随时有取代武宗的可能,故而武宗竭力想除掉宣宗。提出这个论题的根据是一条谶语。《入唐求法巡礼行纪》卷4载:道士奏云:孔子云:“李氏十八子,昌运方尽,便有黑衣天子理国。”臣等穷惟黑衣者是僧人也,皇帝受其言,因此憎嫌僧尼。意云:“李字十八子,为今上当第十八代,恐李家运尽,便有黑衣夺位欤。”于先生引用大量的资料论证后得出结论说:“唐武宗时期那句神秘的谶语极可能是有来历的,其中说的黑衣天子,须是暗指避入佛门的皇叔李忱(唐宣宗)。”于先生正是根据这个线索,认为武宗灭佛的原因是武宗与宣宗的权力斗争。这就是武宗迫害僧尼的原因。

  其实,这条谶语出之于道士之口,只能说明佛道之间的矛盾,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的权力斗争。“恐李家运尽,便有黑衣夺位”,显然是说有以“黑衣”为标志的人要对李唐皇帝取而代之。如果宣宗代替武宗,只是李家内部由十八代到十九代的问题,根本没有必要“恐李家运尽”。这更进一步说明,武宗灭佛并非查杀宣宗。再者,以“黑衣”暗示佛教徒要改朝换代者并非始于唐武宗灭佛时。南北朝时,宇文泰就因为“自古相传,黑者,得也,谓有黑相当得天下,犹如汉末讹言黄衣当王,以黄代黑承运之象,言黑亦然。所以周太祖(宇文泰)挟魏西奔,衣物旗帜并变为黑,用期讹谶之言。”《广弘明集》卷8《叙周武帝集道俗议灭佛法事》。不难看出,这是宇文泰对北魏改朝换代的手段。北齐皇帝也因“术士言亡高者黑衣,由是自神武(高欢)后,每出行,不欲见沙门,为黑衣故也。”《北齐书》卷10《高欢传》。齐文宣帝高洋崇佛,曾命“道士皆剃发为沙门”,致使“齐境皆无道士”。《资治通鉴》卷166绍泰元年八月条。但他还相信这种谶语,牵强附会的认为黑莫过于漆,漆与七同音,故而将其七弟高涣杀死。因此,如果说这是反佛者从政治上攻击、陷害佛教,倒是合情合理的。因为任何一个皇帝都害怕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被人夺去,所以,这种谶语很容易发挥作用。唐武宗灭佛时,道士有意煽动武宗进一步灭佛,散布这种谶语,也不过是前人的故伎重演,为什么就是针对唐宣宗呢!

  第四,于先生说:“武宗灭佛不久,宣宗即位,马上大兴佛教,恐怕根本原因也在于:佛门曾是宣宗的避难之所,而又为宣宗隐藏付出了代价。所以,宣宗兴佛教实在有还原报恩之深刻动机在。故而才不顾大臣之恳切论谏,兴佛于既毁之后。”

  首先,应当明确,前一个皇帝灭佛,后一个皇帝兴佛,这不是唐代佛教兴衰的特点。北魏太武帝灭佛,文成帝即位就立即“初复佛法”《魏书》卷5《高宗纪》。。北周武帝灭佛禁道,周宣帝即位,很快就“初复佛像及天尊像”《周书》卷7《宣帝纪》。。由此可见,武宗灭佛不久,宣宗即位马上就大兴佛教,并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的根本对立。多次灭佛都能很快得到恢复,主要是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日益中国化了,在中国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。作为一种精神力量,也往往有助于最高统治者巩固自己的地位,所以,用暴力手段灭佛是不能持久的。代宗末年,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上言:“佛道二教,无益于时,请粗加澄汰。”德宗曰:“叔明此奏,可谓天下通制,不唯剑南一道。”后经众臣议论,都官员外郎彭偃有理有据地补充了李叔明的意见。虽然“上颇善其言”,但因为“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,列圣奉之,不宜顿扰,宜去其太甚。其议不行。”《旧唐书》卷127《彭偃传》。由此可见,即使认识到佛教对国家的危害,灭佛的措施也难以 实行。

  杜牧(803—853年)是一个激烈的反佛者,但他又认为佛教“本牢根大,不能果去之”。宣宗即位,因为“佛尚不杀而仁,且来中国久,亦可助以为治”《樊川文集》,第155页。。故而对佛教有所恢复。恢复佛教也是逐步的,有限度的,谈不上是“大兴”。

  大中元年(847年)闰三月宣宗敕:“会昌季年,■省佛宇。虽云异方之教,无损致理之源,中国之人,久行其道,厘改过当,事体未弘。其灵山胜境,天下州储,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,有宿旧名僧,复能修创,一任主持,所司不得禁。”《旧唐书》卷18下《宣宗纪》。敕文中要恢复的寺宇,只限于会昌五年四月所废者,恢复的程度是“有宿旧名僧,复能修创”者。这当然不能视为大兴佛教,至于说宣宗不顾大臣之恳切论谏而兴佛教,也不符合事实。

  大中五年(851年)六月,进士孙樵上言:“愿早降明诏,僧未复者勿复,寺未修者勿修。”七月,中书门下奏:度僧必须慎重。“乡村佛舍,请罗兵日(停止对吐蕃用兵后)修。”十月,中书门下又奏:“今边事已息,而州府诸寺尚未毕功,望切令成之。其大县远于州府者,听置一寺,其乡村毋得更置佛舍。”这些对恢复佛教要考虑轻重缓急,还要量力而行的建议,宣宗都表示“从之”。《资治通鉴》卷249,大中五年六月十七日。大中十年(856年)十月,宣宗又下敕,指定于灵感、会善二寺设戒坛,僧尼只有在此二坛受戒才能得到公牒。可见对僧尼在数量上的恢复也有严格的限制。这些都说明宣宗不是不顾大臣的恳切论谏,一意孤行地兴佛,而是逐步地、有限度地恢复佛教。

  其次,反佛者根本没有从理论上驳倒佛教盛行的理由,而且,还常常在论战中失败。例如,反佛者常说:“三王无佛而年永,二石有僧而政虐;损化由于奉佛,益国在于废僧。”而崇佛者则反驳道:“亡秦者胡亥,时无佛而土崩,兴佛者汉明,世有僧而国治;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,隋弘释教而开皇之令无虐。盛衰由布政,治乱在庶官,归咎佛僧,实非通论。”《广弘明集》卷15《内德篇》。崇佛者把政治的盛衰归结为执政者本身,当然比反佛者归结为是否崇佛更能服人。另如,反佛者都认为:“佛法本出于西胡,不应奉之于中国。”崇佛者则以事实驳斥道:“夫由余出自西戎,辅秦穆以开霸业;日■生于北狄,侍汉武而除危害。……师以道大为尊,无论于彼此;法以善高为胜,不计遐迩。”《广弘明集》卷15《辩惑一》。显而易见,崇佛者的说理更为深刻。因为反佛者的软弱无力,所以,从南北朝到唐代,虽有三次灭佛,但佛教还是显示了不可阻挡的愈益盛行之势。

  再者,灭佛也带来一些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因素。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卷4载:“唐国僧尼本来贫,天下僧尼尽令还俗,乍作俗形,无衣可著,无物可吃,艰穷至甚。冻饿不彻,便入乡村,劫夺人物,触处甚多。州县捉获者,皆是还俗僧。”李德裕也说:“自有还僧以来,江西劫杀,比常年尤甚。自上元至宣池地界,商旅绝行。”《李文饶文集》卷12《请淮南等五道置游奕船状》。有些还俗僧生活困难,扰乱社会秩序,被视为“器识深远,久历艰难,备知人间疾苦”《旧唐书》卷18下《武宗纪论》。的宣宗,恢复佛教,给这些人提供生活出路,也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  基于以上原因,宣宗恢复佛教,就不是针对武宗本人的问题,而是崇佛者对反佛者斗争的又一次胜利。 二 灭佛的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

  有唐一代,很多反佛者都把经济问题当作反佛的根本原因。武德年间,傅奕就指责僧人是“游手游食,易服以逃租赋”《旧唐书》卷79《傅奕传》。。武则天为了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地位,大肆兴佛,狄仁杰上疏道:“今之伽蓝,制过宫阙,穷奢极壮,画绩尽工,宝珠殚于缀饰,瑰材竭于轮奂。”寺院“膏腴美业,倍取其多,水碾庄园,数亦不少。逃丁避罪,并集法门,无名之僧,凡有几万,都下检括,已得数千。且一夫不耕,犹受其弊,浮食者众,又劫人财”《旧唐书》卷89《狄仁杰传》。

  唐中宗时,韦嗣立针对中宗“崇饰寺观”而上疏道:“臣窃见比者营造寺观,其数极多,皆务取宏博,竟崇瑰丽。大则费耗百十万,小则尚用三五万余,略计都用资财,动至千万以上。转运木石,人牛不停,废人功,害农务,事既非急,时多怨咨。”《旧唐书》卷88《韦嗣立传》。同时,辛替否也向中宗上疏道:“今天下之寺尽无其数,一寺当陛下一宫,壮丽之甚矣!用度过之矣!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,陛下何有之矣!百姓何食之矣!”《旧唐书》卷101《辛替否传》。如果说武德年间傅奕只是看出了僧尼逃避租赋,对国家不利的端倪,那么,中宗时的韦嗣立、辛替否就尖锐地提出大兴佛教必然加大政府财政上的支出,使国家府库空竭,遇到外患,僧尼不能出征打仗;逢灾害年月,寺塔不能解决众人的饥饿。显然这是国家与佛教在经济上的矛盾有所发展的反映。

  安史之乱以后,这种矛盾进一步发展了。德宗时,彭偃参加了有关佛道问题的议论。在他看来:“今天下僧道,不耕而食,不织而衣,广作危言险语,以惑愚者。一僧衣食,岁计约三万有余,五丁所出,不能致此。”他把这看作是一种“人害”,“去人害”的办法就是要僧道和百姓一样缴纳租税。他的具体措施是“僧道未满五十者,每年输绢四疋;尼及女道士未满五十者,每年输绢二疋;其杂色役与百姓同。”如果这样使僧道“就役输课”,他们对国家的贡献,“不下今之租赋三分之一,然则陛下之国富矣,苍生之害除矣。”《旧唐书》卷127《彭偃传》。文宗也认为:“一夫不耕,人受其饥;一女不织,人受其寒。安有废中夏之人,习外藩无生之法!”《唐大诏令集》卷113《条流僧尼敕》。故而下敕整顿僧尼。文宗还说过:“古者三人食一农人,今加兵、佛,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,其间吾民尤困于佛。”武宗即位,更愤怒道:“穷吾天下,佛也。”《樊川文集》第155页。

  武宗还充分论述了崇佛穷国的原因:“两京城阙,僧徒日广,佛寺日崇。劳人力于土木之功,夺人利于金宝之饰,且一夫不田,有受其饥者;一妇不蚕,有受其寒者。今天下僧尼,不可胜数,皆待农而食,待蚕而衣。寺宇招提,莫知纪极,皆云构藻饰,僭拟宫居。晋、宋、齐、梁,物力凋■,风俗浇诈,莫不由是而致也。”《旧唐书》卷18《武宗纪》。

  据以上所述,从反佛者对佛教的态度,可以看出佛教在安史之乱以后有很大的发展。故而佛教和政府之间在经济上的矛盾也日益深化。唐朝前期,反佛者只是看到僧尼逃避租赋,兴佛加重政府的财政支出。而安史之乱以后则是大力呼吁要对佛教的发展采取限制的措施,彭偃要求僧道和百姓一样缴纳租赋,文宗要整顿僧尼,武宗总结历史经验,吸取晋、宋、齐、梁“物力凋■,风俗浇诈”的教训,从而大肆灭佛,正是这种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。

  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是灭佛的主要参预者。早在敬宗时,他在浙西观察使任内,就对佛教的发展加以限制。例如,“元和以来,累敕天下州府,不得私度僧尼。”但徐州节度使王智兴为了聚敛财富,他以敬宗生日为由,于泗州(今江苏盱眙)置僧坛,以取厚利。江、淮以南的人,很多都北渡淮河,落发为僧。对此,李德裕奏论曰:“王智兴于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,自去冬于江、淮已南,所在悬榜招置。江、淮自元和二年后,不敢私度。自闻泗州有坛,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,意在规避王徭,影庇资产。自正月以来,落发者无算。臣今于蒜山渡点其过者,一日一百余人,勘问唯有十四人是旧日沙弥,余是苏、常百姓,亦无本州文凭,寻已勒还本贯。访闻泗州置坛次第,凡僧徒到者,人纳二缗,给牒即回,别无法事。若不特行禁止,比到诞节,计江、淮已南,失却六十万丁壮。”由此可见,当时已有人把增加僧徒做为损国肥私的手段。如果60万丁壮转入佛门,就是政府损失60万人的租赋。正因为如此,敬宗虽然是个“荒僻日甚,游幸无恒,疏远贤能,昵近群小”的皇帝,但也不得不“即月诏徐州罢之”。《旧唐书》卷174《李德裕传》。勿庸置疑,佛教在经济上给政府造成的损失,昏庸无能的皇帝也是非常敏感的。

  李德裕对武宗灭佛大加称赞。他说:“臣某等伏奉今日制:拆寺阑若共四万六千六百余所,还俗僧尼并奴婢为两税户共约四十一万余人,得良田约数千顷。其僧尼令隶主客户,大秦穆护■二十余人并令还俗者。”他认为这是武宗“独发英断,破逃亡之薮,皆列齐人;收膏壤之田,尽归王税。正群生之大惑,返六合之浇风。出前圣之谟,为后王之法。巍巍功德,焕炳图书。”看来,李德裕对武宗灭佛是兴高采烈。因为他认为这是解决了“耗蠹生灵,侵减租税,国家大蠹,千有余年”,唐高祖欲解决而未能解决的大问题。《李文饶文集》卷20《贺废毁诸寺德音表》。李德裕不管是做地方官,还是宰相,对佛教的态度是前后一致的。佛教势力的发展,必然影响政府的财政来源。基于这个观点,他积极主张灭佛。这充分说明。武宗灭佛是佛教势力日益膨胀的必然结果。如果说武宗以前的皇帝为什么没有灭佛,主要是矛盾的发展还不到最尖锐的程度。 三 灭佛的重要原因是政治问题

 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,就和在思想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互影响。佛教能够在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发展,主要是和儒家思想日益调和、会通、融合的结果。但是,由于两者产生的地理、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不同,二者的内容又有相互对立的一面,同时,由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,故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中又常常遭到儒家的批判和排斥。

  从根本上说,儒家重视人生的现实,重视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。故而要求从个人本身开始,做到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也就是使每一个人都在家庭、国家处于适当的地位,以达到家庭和谐、国家富强、天下太平的目的,这是积极的入世思想。而佛教则认为人生是痛苦,社会是苦海,要求人们出家,脱离现实,以达成佛的目的。这是消极的出世思想。基于这个前提,二者对于生与死的问题也有截然不同的态度。儒家认为,生与死都是自然现象,男女婚配,生儿育女,使社会得以延续,也就是要人们重视现实的人生。而佛教则宣传因果报应,轮回转世,使人们希望在死后有个好去处。前者重生,后者重死,也是不可调和的矛盾。唐武宗灭佛和这种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密切相关。

  唐初,最早反佛的是傅奕。他认为佛教宣传“不忠不孝,削发而揖君亲”,佛经是“妖书”,它迷惑百姓:“布施一钱,希万倍之报,持斋一日,冀百日之粮。”有些愚昧之人“造作恶逆,身坠刑纲,方乃狱中礼佛,口诵佛经,昼夜忘疲,规免其罪。”这是“乃追既往之罪,虚规将来之福”,完全是欺骗。

  在傅奕看来,“且生死寿夭,由于自然;刑德威福,关之人主。乃谓贫富贵贱,功业所招,而愚僧矫诈,皆云有佛。”这是“窃人主之权,擅造化之力,其为害政,良可悲矣!”显而易见,傅奕认为佛的作用和君主的权力是相互对立的。人的生与死是自然现象,刑德威福是人力所致。视富贵贫贱为佛的作用就是窃夺了君主的权力,为害于政。他还说:“礼本于事亲,终于奉上,此则忠教之理著,臣子之行成,而佛逾城出家,逃背其父,以匹夫而抗天子,以继体而悖所亲。”为了尊君奉亲,以行忠孝,他主张“今之僧尼,请令匹配,即成十万余户,产男育女,十年长养,一纪教训,自然益国,可以足兵。”这样,“四海免蚕食之殃,百姓知威福所在,则妖惑之风自革,淳朴之化还兴。”《旧唐书》卷79《傅奕传》。实际上这是以行忠孝的手段,达到巩固唐朝政权的目的。无疑这是儒家思想的根本所在。

  韩愈自称是孔、孟思想的继承人。他反佛的情绪激昂慷慨,但其反佛的言论内容,没有超出傅奕思想的范围,仍然是指责佛教“不知君臣之义,父子之情”,不利于巩固唐朝政权。宪宗几乎杀了韩愈,并非因为他不知道韩愈对他忠心耿耿。韩愈被贬潮州刺史以后,又上书宪宗。宪宗道:“昨得韩愈到潮州表,因思其所谏佛骨事,大是爱我,我岂不知?然愈为人臣,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。”《旧唐书》卷160《韩愈传》。既然宪宗非常清楚儒家思想排佛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君主的地位,不言而喻,佛教和儒家的矛盾也就是政治上的分歧了。

  杜牧也曾对佛教进行过猛烈的抨击。他尖锐地指出,崇佛者中,工商人“伪内而华外”,大秤大斛进,小秤小斛出,靠欺骗发财致富;基层小吏,靠敲诈勒索聚敛财富,也能“如公侯家”。上层大官,假公济私,公开掠夺,“人不敢言”。这些人“心自知其罪,皆捐己奉佛以求救”,希望“有罪罪灭,无福福至”。结果是“今权归于佛,买福卖罪,如持左契,交手相付”。《樊川文集》,第154页。完全是做交易。这和儒家的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《论语·卫灵公》。,“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”《论语·为政》。,正是背道而驰的。尔虞我诈,损国肥私,当然不利于巩固政权。这些被儒家指责者的所作所为,佛教认为事佛即可得福。这种矛盾只能日益激化。

  武宗灭佛也考虑到佛教与政权的关系。他说:“我高祖、太宗,以武定祸乱,以文理华夏,执此二柄,足以经邦,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,与我抗衡哉!”《旧唐书》卷18《武宗纪》。所谓“以文理华夏”,就是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。唐太宗说过:“少从戎旅,不暇读书,贞观以来,手不释卷,知风化之本,见政理之源。行之数年,天下大治,而风移俗变,子孝臣忠,此又文过于古也。”《贞观政要》卷10《慎终》。唐太宗的“文过于古”,就是学习了治国的根本,收到了“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,子孝臣忠”的效果。“子孝臣忠”,就是儒家思想的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天下大治。武宗所谓的“以文理华夏”,自然也是这些内容。

  会昌三年(843年)六月十三日,太子詹事韦宗卿撰《涅■经疏》20卷进呈武宗,武宗阅后怒不可遏。遂有敕道:“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詹事柱国华阳县男食邑三百户韦宗卿,忝列崇班,合尊儒业;溺于邪说,是煽妖风。”还说:“而韦宗卿素儒士林,衣冠望族,不能敷扬孔墨,翻乃溺信浮屠,妄撰胡书,辄有轻进。”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卷4。最后,他命焚烧此书,不得外传。在武宗看来,韦宗卿是国家官员,衣冠望族,理应宣扬儒家思想,但他却迷信佛教,“妄撰胡书”。显然,武宗认为儒家思想是治国的根本,只有用儒家思想抵制佛教,才能治理好国家。由此可见,政治问题也是武宗灭佛的重要原因。

  至于说佛教传入中国之前,中国都是“天下太平,百姓安乐寿考”,佛教传入中国后,则是“乱亡相继,运祚不长。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元魏已下,事佛渐谨,年代尤促。”《韩昌黎文集校注》,第613页。更是反佛者的老生常谈。从傅奕到唐武宗都涉及这些问题。这种理论虽然极其肤浅,不值得一驳,但能够屡次谈起,产生一定影响,主要是因为其出发点是为了巩固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政权,最高统治者容易接受,这又说明,佛教与皇权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。 四 佛道矛盾是灭佛的直接原因

  佛教传入中国后,一方面和儒家思想常有冲突,另一方面又和土生土长的道教也矛盾重重。为了争取最高统治者的青睐,佛道两家常常进行激烈的辩论,从而两教的地位也常有变化。

  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,鲜卑人是在和中原魏晋接触以后接受佛道二教的。最初,道武帝拓跋■、明元帝拓跋嗣,“亦好黄老,又崇佛法”。太武帝拓跋焘“虽归宗佛法,敬重沙门,而未存览经教,深求缘报之意。及得(道士)寇谦之道,帝以清净无为,有仙化之证,遂行其术”《魏书》卷114《释老志》。。故而后又灭佛。

  北周武帝最初决定:“以儒教为先,道教为次,佛教为后。”《周书》卷5《武帝纪》。后又灭佛。到了唐代,贞观十一年(637年),太宗决定:“道士、女冠宜在僧尼之前。”上元元年(674年),高宗又决定,道士,女冠、僧尼“不须更为先后”。天授二年(691年),武则天又决定:“释教宜在道教之上,僧尼处道士之前。”景云二年(711年),睿宗又决定:“僧尼、道士、女冠并宜齐行并集。”《唐会要》卷49《僧道立法》。这都说明佛道之间的矛盾是长期的,不是偶然的。

  佛教虽然是外来宗教,但其教义的理论深度远远超过道教,故而能够取得上层社会人士的信仰。从另一方面说,教义的某些内容也颇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。例如,因果报应,轮回转世说,可使受苦受难的人们寄希望于来世。只要信佛,一切罪过,甚至死罪,也可以幸免。这些方面,道教都相形见绌。

  在对待死的问题上,佛教宣扬只要信佛,死后可以成佛或到理想的另一世界去。而道教则扬言人可以长生不死,信道者可以修成神仙,到天上或海上去享受理想的生活。人死后是否可以成佛或到另一个世界去,无法验证;长生不死则实在不能实现。这就决定在争取广大群众方面道教也不如佛教。黄永年:《佛教为什么能战胜道教》见《佛教与中国文化》。

  长生不死虽然不兑现,但作为最高统治者,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,永远据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,他们总对长生不死抱有一线希望。同时,他们对道士所开的无法办到的仙药,也往往迷信自己的权威,认为自己可以得到。例如,会昌五年(845年)正月,道士为武宗开的仙药是:“李子衣十斤,桃毛十斤,生鸡膜十斤,龟毛十斤,兔角十斤。”这在一般人看来,当然是无稽之谈,但武宗却派人四处寻找。八月,又“令诸道进年十五岁童男童女心胆,亦是被道士诳惑也”。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卷4。由此可见,道士为皇帝炼制长生不死药的手段,确有迷惑皇帝的作用。

  事实上,确有不少皇帝迷信于此。清人赵翼总结说:“古诗云:服食求神仙,多为药所误,自秦皇汉武之后,固共知服食金石之误人也。”但是,唐代皇帝并未总结经验,吸取教训,而又“以身试之”。太宗因服药后,“遂致暴疾不救”。“宪宗又惑长生之说”,服金丹而“暴崩”。穆宗信道士“饵金石”而死。敬宗“明知金石之不可服矣”,但又被道士刘从政所迷惑,遣人到湖南、江南一带采药。武宗更“早好道术”,即位后又召道士炼丹药,结果又为丹药所误而亡。宣宗虽然杀了道士赵归真,还有人劝他“方士不可听,金石有毒不宜服”。但他又服“太医李元白所治长年药”,以致“疽发背而崩”。“唐代服丹药者六君,穆、敬昏愚,其被惑固无足怪,太、宪、武、宣皆英主,何谓甘以身殉之?实由贪生之心太甚,而转以速其死耳。”《廿二史■记》卷19《唐诸帝多饵丹药》。另外,高宗、玄宗也很重视道士炼丹制药,几乎为其所误。

  赵翼的论述颇为深刻。正是由于皇帝“贪生之心太甚”,所以,道教虽然在理论上难以战胜佛教,但在这方面却能迷惑执迷不返的皇帝。不难看出,武宗崇道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,而是道教利用了武宗的“贪生之心太甚”,欲以通过排佛而抬高自己的地位。

  总而言之,唐朝皇帝是非常重视道教的。除了以上所述道士能迎合皇帝“贪生之心太甚”以外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,到唐初虽已衰落,但还有相当的社会影响。李渊家族并非名门世家,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,他们利用道教祖师老子姓李的巧合,尊老子为李唐皇室的祖先。这样一来,道教的地位自然也就大大提高了。

  佛教在教义上的优势,使道教难以匹敌。于是道教就利用政治上优势排斥佛教。武宗灭佛正是这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。

  道士赵归真对武宗灭佛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。赵归真在敬宗时受到重视,武宗早就和他相识。李德裕曾劝武宗说:“臣不敢言前代得失,只缘归真在敬宗朝入宫掖,以此人情不愿陛下复亲近之。”武宗拒绝道:“我尔时已识此道人,不知名归真,只呼赵炼师。在敬宗时亦无甚过。我与之言,涤烦尔。至于军国政事,唯卿等与次对官论,何须问道士。非直一归真,百归真亦不能相惑。”《旧唐书》卷18上《武宗纪》。李德裕是武宗非常信任的宰相,但他不相信李德裕对赵归真的非议,而且赵归真在被文宗贬往岭南以后又被重用,可见武宗重视赵归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

  武宗灭佛是从重用赵归真等道士开始的。开成五年(840年)秋,武宗刚做皇帝就召赵归真等81人入禁中,同时还进行崇道活动。当时就有人反对。“右拾遗王哲上疏,言王业之初,不宜崇信过当”《旧唐书》卷18上《武宗纪》。,武宗置之不理。这主要是道教长生不死的骗术对他产生的诱惑作用。他重用赵归真等道士的原因也在于此。《唐语林·政事上》载:“武宗好神仙。道士赵归真者,出入禁中,自言数百岁,上颇敬之。与道士刘元靖力排释氏,上惑其说,遂有废寺之诏。”《旧唐书·武宗纪》也说:“归真自以涉物论,遂举罗浮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,帝遣中使迎之,由是与衡山道士刘玄靖及归真胶固,排毁释氏,而拆寺之请行焉。”这都说明武宗要求长生的愿望十分迫切,从而使他相信道教,排斥佛教。

  武宗崇道的思想是与日俱增的。会昌元年(841年)六月,他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,充崇玄馆学士,并令其与赵归真于禁中修法录。会昌三年(843年)五月,筑望仙观于禁中。会昌四年(844年)三月,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。由于武宗迷信道教,以赵归真为师,所以,赵归真常在武宗面前“排毁释氏,言非中国之教,蠹耗生灵,尽宜除去,帝颇信之”。会昌五年正月,“敕造望仙台于南郊坛。时道士赵归真特承恩礼,谏官上疏,论之延英(殿)”。《旧唐书》卷18上《武宗纪》。武宗仍然一意孤行。

  崇道的同时,又生排佛。据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所载,崇道与灭佛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。会昌二年(842年)十月,武宗即有敕下:凡有违犯佛教清规戒律的僧尼,必须还俗。敕文还规定:有财产的僧尼,要没收其财产,不愿被没收者,必须还俗为两税户。很明显,这是政府与佛教在经济上发生利害冲突的反映。另外,有一名为眩玄的僧人自称可做“剑轮”,并谓可领兵打败回纥。结果他做“剑轮”失败,武宗将其斩首。此事更促使武宗灭佛。

  会昌三年(843年)九月,因惑疑昭义节度使押牙■孙削发为僧,两街功德使又迫使大量僧尼还俗,甚至不少僧人被杀。

  会昌四年(844年)二月,武宗又有敕下:“不许供养佛牙。”同时还规定:代州五台山,泗州普光寺,终南山五台,凤翔府法门寺,因寺中有佛指,故而不许置供及巡礼。另外,还对这些地方的僧尼进行检查,凡“无公验者,并当处打杀,具姓名闻奏”。还严格限制僧尼的自由。不久,武宗又有敕下:“令毁拆天下山房蓝若,普通佛堂,义井村邑斋堂等,未满二百间不入寺额者。其僧尼等尽勒还俗,充入色役。”

  会昌五年(845年)三月,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。首先,规定天下寺舍,不许置庄园。其次,又令检查天下寺舍奴婢多少,财产情况如何。对诸寺的财产及货卖奴婢的收入全部没收。最后,又迫使几乎所有的僧尼还俗或失去自由。

  综上所述,武宗时佛道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。道士乘机再制造舆论,宣称将有黑衣天子取代武宗,暗示僧人威胁武宗的地位,从而更使武宗坚定灭佛的决心。由此可见,道教利用政治的优势排斥佛教,是武宗灭佛的直接原因。  于先生大作的主要内容,是论证武宗即位后宣宗隐身佛门,随时有取代武宗的可能,故而武宗竭力想除掉宣宗。提出这个论题的根据是一条谶语。《入唐求法巡礼行纪》卷4载:道士奏云:孔子云:“李氏十八子,昌运方尽,便有黑衣天子理国。”臣等穷惟黑衣者是僧人也,皇帝受其言,因此憎嫌僧尼。意云:“李字十八子,为今上当第十八代,恐李家运尽,便有黑衣夺位欤。”于先生引用大量的资料论证后得出结论说:“唐武宗时期那句神秘的谶语极可能是有来历的,其中说的黑衣天子,须是暗指避入佛门的皇叔李忱(唐宣宗)。”于先生正是根据这个线索,认为武宗灭佛的原因是武宗与宣宗的权力斗争。这就是武宗迫害僧尼的原因。

  其实,这条谶语出之于道士之口,只能说明佛道之间的矛盾,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的权力斗争。“恐李家运尽,便有黑衣夺位”,显然是说有以“黑衣”为标志的人要对李唐皇帝取而代之。如果宣宗代替武宗,只是李家内部由十八代到十九代的问题,根本没有必要“恐李家运尽”。这更进一步说明,武宗灭佛并非查杀宣宗。再者,以“黑衣”暗示佛教徒要改朝换代者并非始于唐武宗灭佛时。南北朝时,宇文泰就因为“自古相传,黑者,得也,谓有黑相当得天下,犹如汉末讹言黄衣当王,以黄代黑承运之象,言黑亦然。所以周太祖(宇文泰)挟魏西奔,衣物旗帜并变为黑,用期讹谶之言。”《广弘明集》卷8《叙周武帝集道俗议灭佛法事》。不难看出,这是宇文泰对北魏改朝换代的手段。北齐皇帝也因“术士言亡高者黑衣,由是自神武(高欢)后,每出行,不欲见沙门,为黑衣故也。”《北齐书》卷10《高欢传》。齐文宣帝高洋崇佛,曾命“道士皆剃发为沙门”,致使“齐境皆无道士”。《资治通鉴》卷166绍泰元年八月条。但他还相信这种谶语,牵强附会的认为黑莫过于漆,漆与七同音,故而将其七弟高涣杀死。因此,如果说这是反佛者从政治上攻击、陷害佛教,倒是合情合理的。因为任何一个皇帝都害怕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被人夺去,所以,这种谶语很容易发挥作用。唐武宗灭佛时,道士有意煽动武宗进一步灭佛,散布这种谶语,也不过是前人的故伎重演,为什么就是针对唐宣宗呢!

  第四,于先生说:“武宗灭佛不久,宣宗即位,马上大兴佛教,恐怕根本原因也在于:佛门曾是宣宗的避难之所,而又为宣宗隐藏付出了代价。所以,宣宗兴佛教实在有还原报恩之深刻动机在。故而才不顾大臣之恳切论谏,兴佛于既毁之后。”

  首先,应当明确,前一个皇帝灭佛,后一个皇帝兴佛,这不是唐代佛教兴衰的特点。北魏太武帝灭佛,文成帝即位就立即“初复佛法”《魏书》卷5《高宗纪》。。北周武帝灭佛禁道,周宣帝即位,很快就“初复佛像及天尊像”《周书》卷7《宣帝纪》。。由此可见,武宗灭佛不久,宣宗即位马上就大兴佛教,并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的根本对立。多次灭佛都能很快得到恢复,主要是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日益中国化了,在中国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。作为一种精神力量,也往往有助于最高统治者巩固自己的地位,所以,用暴力手段灭佛是不能持久的。代宗末年,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上言:“佛道二教,无益于时,请粗加澄汰。”德宗曰:“叔明此奏,可谓天下通制,不唯剑南一道。”后经众臣议论,都官员外郎彭偃有理有据地补充了李叔明的意见。虽然“上颇善其言”,但因为“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,列圣奉之,不宜顿扰,宜去其太甚。其议不行。”《旧唐书》卷127《彭偃传》。由此可见,即使认识到佛教对国家的危害,灭佛的措施也难以 实行。

  杜牧(803—853年)是一个激烈的反佛者,但他又认为佛教“本牢根大,不能果去之”。宣宗即位,因为“佛尚不杀而仁,且来中国久,亦可助以为治”《樊川文集》,第155页。。故而对佛教有所恢复。恢复佛教也是逐步的,有限度的,谈不上是“大兴”。

  大中元年(847年)闰三月宣宗敕:“会昌季年,■省佛宇。虽云异方之教,无损致理之源,中国之人,久行其道,厘改过当,事体未弘。其灵山胜境,天下州储,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,有宿旧名僧,复能修创,一任主持,所司不得禁。”《旧唐书》卷18下《宣宗纪》。敕文中要恢复的寺宇,只限于会昌五年四月所废者,恢复的程度是“有宿旧名僧,复能修创”者。这当然不能视为大兴佛教,至于说宣宗不顾大臣之恳切论谏而兴佛教,也不符合事实。

  大中五年(851年)六月,进士孙樵上言:“愿早降明诏,僧未复者勿复,寺未修者勿修。”七月,中书门下奏:度僧必须慎重。“乡村佛舍,请罗兵日(停止对吐蕃用兵后)修。”十月,中书门下又奏:“今边事已息,而州府诸寺尚未毕功,望切令成之。其大县远于州府者,听置一寺,其乡村毋得更置佛舍。”这些对恢复佛教要考虑轻重缓急,还要量力而行的建议,宣宗都表示“从之”。《资治通鉴》卷249,大中五年六月十七日。大中十年(856年)十月,宣宗又下敕,指定于灵感、会善二寺设戒坛,僧尼只有在此二坛受戒才能得到公牒。可见对僧尼在数量上的恢复也有严格的限制。这些都说明宣宗不是不顾大臣的恳切论谏,一意孤行地兴佛,而是逐步地、有限度地恢复佛教。

  其次,反佛者根本没有从理论上驳倒佛教盛行的理由,而且,还常常在论战中失败。例如,反佛者常说:“三王无佛而年永,二石有僧而政虐;损化由于奉佛,益国在于废僧。”而崇佛者则反驳道:“亡秦者胡亥,时无佛而土崩,兴佛者汉明,世有僧而国治;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,隋弘释教而开皇之令无虐。盛衰由布政,治乱在庶官,归咎佛僧,实非通论。”《广弘明集》卷15《内德篇》。崇佛者把政治的盛衰归结为执政者本身,当然比反佛者归结为是否崇佛更能服人。另如,反佛者都认为:“佛法本出于西胡,不应奉之于中国。”崇佛者则以事实驳斥道:“夫由余出自西戎,辅秦穆以开霸业;日■生于北狄,侍汉武而除危害。……师以道大为尊,无论于彼此;法以善高为胜,不计遐迩。”《广弘明集》卷15《辩惑一》。显而易见,崇佛者的说理更为深刻。因为反佛者的软弱无力,所以,从南北朝到唐代,虽有三次灭佛,但佛教还是显示了不可阻挡的愈益盛行之势。

  再者,灭佛也带来一些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因素。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卷4载:“唐国僧尼本来贫,天下僧尼尽令还俗,乍作俗形,无衣可著,无物可吃,艰穷至甚。冻饿不彻,便入乡村,劫夺人物,触处甚多。州县捉获者,皆是还俗僧。”李德裕也说:“自有还僧以来,江西劫杀,比常年尤甚。自上元至宣池地界,商旅绝行。”《李文饶文集》卷12《请淮南等五道置游奕船状》。有些还俗僧生活困难,扰乱社会秩序,被视为“器识深远,久历艰难,备知人间疾苦”《旧唐书》卷18下《武宗纪论》。的宣宗,恢复佛教,给这些人提供生活出路,也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  基于以上原因,宣宗恢复佛教,就不是针对武宗本人的问题,而是崇佛者对反佛者斗争的又一次胜利。

  宣宗生于元和五年(810年),到会昌二年(842年)他32岁。武宗应该知道宣宗的年龄。如果这时搜捕宣宗,首先应该从三十多岁的僧人中去找。其次,于先生很重视的《中朝故事》中又明确说,宣宗“寻请为僧,游行江表间”。从长安到江表,又有一个地域的范围。按照常规,依年龄、活动的地域查找逃者,是最有力的证据,其他像入佛门的时间、在佛门中的地位等,都是弹性很大,容易弄虚作假的。

  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载:会昌二年(842年)十月九日敕下:“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练、咒术、禁气、背军、身上杖痕、鸟文、杂工巧、曾犯淫养妻、不修戒行者,并敕还俗。”烧练,指合练金丹;咒术,即念咒语行术法;禁气,是修身练仙的法术;背军,指离开军队为僧的;身上杖痕鸟文,指受官刑的人;杂工巧,指各种特殊的手工技艺。这些内容,既没有地域、年龄的限制,也不符合宣宗的身份。宣宗即使隐身佛门,也不会加入这些非佛门主流的行列;他只有按照正统的僧人打扮自己,才容易隐藏下来。再者,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所载的武宗排佛敕文中都把僧尼相提并论,宣宗不可能隐身于尼中。这说明武宗的灭佛令根本没有针对宣宗的意思。

  会昌五年(845年),武宗敕下:从四月一日起,年四十岁以下僧尼还俗,从十六日起,五十岁以下僧尼还俗,从五月十一日起,五十岁以上无祠部牒者还俗。后来,外国僧尼也必须还俗回国。为了查杀宣宗,使包括外国僧人在内的全部僧尼还俗,至少所有的尼和外国僧是被冤枉了。即使宣宗隐身于僧中,僧还俗为民后,宣宗还可以隐身于民间,不能达到查杀的目的。如果真的要查杀宣宗,完全可以运用其他手段,如使认识宣宗的宦官或官员直接查找,或迫使与宣宗关系密切的人员提供线索等,都是更为有效的措施,何必一定要大海捞针呢?因此,把这看作“是对在逃的宣宗之搜捕、追拿”,很难令人信服。

  第三,于先生说:“灭佛过程中,对僧尼进行了残酷的、非理性的迫害与杀戮,仅会昌三年九月,为了追拿一个可能隐身于僧人中的小小逃犯,京兆府竟一次打杀新裹头僧三百余人。当时,僧尼几乎被剥夺了一切生存的条件,寺舍被拆毁,钱财被没收,衣物被烧毁。而一旦稍有违越,就构成犯罪,擅自出寺要被处死;不伏还俗要被决杀;自藏僧衣也要打杀……甚至无公验,新裹头僧都成了死罪。这种情况,恐怕只能用强烈的恐惧与仇恨来解释。而恐惧与仇恨的来源,恐怕正是武宗与宣宗之间势不两立的权力斗争。”武宗对僧尼进行残酷的迫害与杀戮,确是事实。但于先生所举事例,恰巧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的矛盾。

  会昌三年(843年)四月,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,刘从谏侄刘稹请求为兵马留后。武宗接受宰相李德裕建议,派成德节度使王元逵、魏博节度使何弘敬等率军征讨。九月,又对在京的昭义节度使进奏院采取了行动。

  进奏院是节度使驻京的办事机构。昭义节度使进奏院在平康坊,万年县领。当时,昭义节度使的押牙■孙在京。武宗派兵逮捕■孙,■孙走逃,只将其妻子儿女杀死。因为有人报告:“潞府留后押牙■孙剃头,今在城,僧中隐藏。”于是,武宗敕令两街功德使(元和二年后管理僧尼道士的官员)清查城中僧,“公案无名者尽勒还俗,递归本贯。”还对“近住寺僧不委来由者尽捉。京兆府捉新裹头僧,于府中打杀三百余人。”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卷4。非常清楚,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捉拿昭义节使押牙■孙,因 B06A 孙可能刚剃发为僧,所以,打击范围只限于新裹头僧,更不包括尼在内。这种有目的有范围的迫害僧人,当然和查杀宣宗无关。  于先生大作的主要内容,是论证武宗即位后宣宗隐身佛门,随时有取代武宗的可能,故而武宗竭力想除掉宣宗。提出这个论题的根据是一条谶语。《入唐求法巡礼行纪》卷4载:道士奏云:孔子云:“李氏十八子,昌运方尽,便有黑衣天子理国。”臣等穷惟黑衣者是僧人也,皇帝受其言,因此憎嫌僧尼。意云:“李字十八子,为今上当第十八代,恐李家运尽,便有黑衣夺位欤。”于先生引用大量的资料论证后得出结论说:“唐武宗时期那句神秘的谶语极可能是有来历的,其中说的黑衣天子,须是暗指避入佛门的皇叔李忱(唐宣宗)。”于先生正是根据这个线索,认为武宗灭佛的原因是武宗与宣宗的权力斗争。这就是武宗迫害僧尼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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